憶老所長——趙斌同志

發布時間:2018-06-29  |  【打印】 【關閉

趙斌同志為新中國體育教育事業、體育科技事業和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的工作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是開拓者、奠基人。趙斌同志的不畏艱辛、開拓進取的奉獻精神;強烈的事業心、責任感;平易近人、深入實際的作風;襟懷坦蕩、親切待人的態度,是感人至深的。

早在1954年5月趙斌同志被賀龍元帥從朝鮮調回北京,任中央體育學院副院長兼任研究部主任,主管蘇聯專家培養研究生及全院的科研工作。當時我已是第一位來我國的蘇聯(體育理論)專家的助教,歸研究部管,直接由趙斌同志領導。以后在科研所和學會的工作中也一直是在趙斌同志領導下工作的,是他的老部下。

1954年初,體院尚有部分教室和宿舍在施工,教學條件十分艱苦。蘇聯專家培養的體育理論研究班的開學、上課,都是在工棚中進行的。以后,體院又相繼聘請蘇聯專家又開辦了七個專業的研究班。八個專業共培養了215名體育教學和科研方面的骨干,開創了我國體育史上大規模、有組織的培養高水平人才,和開展科研的先河。1956年2月體院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體育科學報告會,以體育理論班研究生的畢業論文答辯為主。這次會議邀請了有關方面和全國各體院參加,因而對全國的體育科研工作也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這些工作都是在趙斌同志領導下進行的。

趙斌同志到體院后,即深入到教師和學生當中,利用聽、看課的機會,了解情況。甚至還經常利用走路、吃飯的機會與教師和學生們交談,發現問題并及時解決。趙斌同志非常善于學習,在領導研究部的工作中,不僅了解了八位蘇聯專家所教的專業,同時還掌握了200多名研究生的基本情況。為領導體育科研工作,創建科研所又儲備了力量。

趙斌同志對新學科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在訪蘇期間,當留學生袁晉純介紹了蘇聯運動生物力學的情況,并把1958年3月剛出版的蘇聯頓斯科依教授著的《運動生物力學》送給他時,引起趙斌同志的極大關注。回國后他即讓體院翻譯室組織力量把頓斯科依的著作譯成中文,并在1959年8月組織了所里有關科研人員和體院教師的研習班,同時邀請袁晉純同志利用暑假回國,讓他介紹了蘇聯運動生物力學的有關情況。趙斌同志深知搞生物力學研究需要有深厚的理論功底,為此他專門派人到清華大學去進修高等數學和力學。

按照“先治坡,后搭窩”的精神,科研所初建時只蓋了一棟辦公樓(即現在的辦公樓,原是四層)。1960年5月,科研所搬進現址后,一層住家屬,四層住單身職工,二、三層辦公。趙斌同志家的宿舍在二層,這樣全所同志基本上都住在一個樓里。趙斌同志不僅白天經常深入各研究室了解情況,有時當某個研究人員出差回來后,他還會主動上門去詢問,及時了解情況。而在晚上他還常到單身宿舍去串門,與大家談心。因而他對研究工作和每個人的情況都了如指掌,有什么問題,隨時幫助解決。他非常關心廣大職工的生活,甚至包括戀愛、婚姻問題,使大家倍感親切。至于同志間產生了矛盾,他總是寬人,嚴己,且多是從對方的個性及所處環境特點的影響等,加以諒解。在這方面他還不止一次地提醒過我,要多加注意。

趙斌同志對科研所的開創,傾注了全部的智慧和心血。從人員選配、基建安排、機構設置,到研究工作的開展等等,他都有縝密的思考和預先的準備。為給科研所培養新生力量,他建議并經上級批準,在體院理論系增設了“理論系三班”,把德、智比較好而體育技術相對較差的學生,集中到這個班培養。后來這個班的大部分畢業生都分配來科研所。此外,他還注意廣泛搜集人才。如1958年訪蘇期間,除按照行前黃中同志“西天取經”的指示,深入考察了蘇聯體育科研各個方面的經驗,還處處留心我國留學生的情況,為此還專門召開了與留學生的座談會,對其中的優秀者并牢記在心。回國后,得到體委領導批準:凡歸國的留學生,先由科研所和體院挑選。訪蘇期間,趙斌同志還注意了解科研儀器的情況,如放映機、拷貝機等,當時,他與大家商定每個人的零用金不發了,為公家省點錢,最后買了一臺血氧飽和計和十來盒16毫米電影膠片,為了愛護、心痛儀器,這臺血氧飽和計在飛機上都是郭慶芳同志抱著回國的。

1961年按照中央精簡要求,“事業單位砍一半”時,從愛護人才出發,趙斌同志提出了“精簡下放人員不大分散便于以后需要時再收回”的意見。后經黃中同志同意,大部分精簡人員集中在昆明、沈陽和西安三所體育學院。

在科研工作中,趙斌同志一貫強調發動群眾,密切聯系實際。早在1958年9月建所之初,趙斌同志就提出要發動大家來討論所的工作方針、任務,他說:“工作規劃、任務要我們自己擬定,不能等上邊給劃框框;這樣經過大家討論就使每個人的工作和我們總的方針、任務相聯系了”。關于制訂研究計劃,他說:“要收集運動實踐中向科研工作提出的問題,分類排隊。可以到體委各業務部門、市體委和各優秀運動隊,以及體院各教研組去收集。有些問題可以自己搞,有些可通過體委組織一些教師搞”。以后,在所里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討論,最后提出了“以研究十個重點運動項目中的幾個單人項目為主,同時兼顧其他方面”的工作方針。

1962年國家科委頒發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即科研十四條),要點主要是:科研機構的任務就是“出成果、出人才”;要“以研為主”;“每周要有不少于六分之五的時間,用于科研工作”。據此,在趙斌同志的領導下,科研所又進一步制定了近幾年的方向、任務:“全面安排,保證重點,主要為提高十個重點項目的運動技術水平服務”。同時,各研究室也制定了各自的方向和任務。因而普遍調動了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使科研工作更加穩定的向前發展。

趙斌同志經常鼓勵大家,要勤于學習,勇于創造,要立志趕超世界水平。要發揮集體的力量,“要三個人湊個奧佐林(蘇聯體育科研權威,58年時任莫斯科體科所所長)”。還一再強調,大家的工作要緊密聯系實際,要求大家在下隊時要抓住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并及時反饋。用他的話說:“當小豬斷奶時,就要研究斷奶后怎么辦”。

趙斌同志一再強調自力更生,解決科研手段落后問題,改變只有“秒表、皮尺、量角器”的狀況。當時在研制儀器、改進科研手段、方法方面,也取得了許多成果。如研制了功率自行車,心率遙測儀,改進血乳酸測定方法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開創了運動場地的實驗研究。即在科研所樓西側的空地(即現信息中心西樓的地基)上,建了個研究跳高、跳遠起跳技術的試驗場地,請清華大學的教師為我們研制了“二維測力平臺”。對當時國家最優秀的跳高、跳遠運動員如倪志欽、田兆中等,進行了測試和分析,并針對每個運動員的情況,提出了改進技術的建議。這在我國是第一次應用應變測力方法,探討運動技術內部實質的研究。

這期間,賀龍副總理對科研所多次給予重要指示,并在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后舉行的評獎大會上說:“這次乒乓球比賽的勝利,因素很多,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做了偵察工作,翻譯了12萬字,發現日本的一些打法,如上旋球。也應給予口頭獎勵”。

那時科技人員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常常是夜以繼日、忘我地工作著。在科研所成立后短短六年的時間里,取得了170余項科研成果,有些是具有較高科學性和實用價值的。1964年舉行第一屆全國體育科學報告會,科研所報送了論文36篇,入選35篇(占入選109篇的32.1%),其中小會報告17篇,大會報告5篇(占大會報告的38.5%)。有些成果在“文革”后還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

科研所這種向上發展勢頭,被后來的“四清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所干擾和終止。

1980年,趙斌同志積極參與了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的創建工作。為便于學會工作的開展,趙斌同志曾代表學會到“中國自然科學協會(簡稱‘中國科協’)”的學會部,去申述理由,請求把我們的學會納入“科協”的一級學會。當時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我們闡述了體育科學的特點,是一門多學科的綜合科學,并強調了其中很大部分是自然科學。最后得到科協的批準。這樣中國體育科學學會就有了國家體委和中國科協的雙重領導。

學會成立后,趙斌同志擔任學會副理事長多年,對發揮學會的作用,推動學會工作和體育學術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趙斌同志直到2006年4月20日生命之火熄滅之前,他一直關懷著科研所和學會工作的發展:企盼著科研所在全國充分發揮學術帶頭作用,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體育科學學會要更進一步發揮推動全國體育學術發展的組織作用。

 

作者:王汝英  離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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