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大科研主義”——憶王猛主任對體育科研事業的重視與關懷

發布時間:2018-06-29  |  【打印】 【關閉

王猛主任來體委工作是兩段:1971年7月到1974年12月;1977年2月到1981年7月。

王猛主任1971年7月來體委后,在積極籌辦和舉行亞非乒乓球友好邀請賽的同時,與助手們進行了深入的調查,聽取各方意見和建議,從全局出發,提出了九項重要措施:(一)國家體委從總參回歸國務院領導;(二)大部分軍管人員撤回部隊;(三)體委的干部要盡快解放和使用;(四)召開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五)舉辦一次全國五項球類運動會;(六)搞一個長遠的體育發展規劃;(七)調整、充實運動項目和隊伍;(八)恢復體育科研;(九)充實加強體委的領導班子。從中可以看出恢復體育科研,早在1971年底就已列入了王猛主任的議事日程。

為貫徹周總理解放干部的指示,1972年春節前,王猛主任派姚曉程副主任到山西屯留“五七勞動學校”去調查,開座談會。我曾參加了一次座談會。會上姚主任問我科研所的情況。我說:科研所被撤銷,知識分子遭批判,人們思想上受到很大打擊,我就沒讓15歲的大兒子再上學,而在勞動學校開拖拉機,因為學到我這樣也不過如此下場嘛?當時我還說:這些思想問題似乎做做工作還是好解決的,但對科研工作來說,損失之大莫過于積累資料的丟失。他問,你知道科研所哪里還會有資料?我說,科研所撤銷時我曾把我的資料集中起來扔在3樓10號房間,估計310房間可能還會有些資料。姚主任馬上對他的秘書說:你記住回去后把310房間封起來,誰也不許動,等他們回去后再打開。1972年5月我們回來后,確實在310房間找到了我扔的一些資料,其中包括59年5月與北京體院合寫的“對捷克優秀運動員約瑟夫.多列扎爾競走技術的分析”,這是科研所成立后的第一篇論文(刊登在59年第37期《運動技術資料》上);甚至還有57年我同蘇竟存、王英杰兩位教授,為58年6月底國家體委召開的“全國勞衛制科學討論會”合寫的主報告。

1972年5月我們剛從“勞動學校”回來不久,王猛主任在體委二樓的一個會議室召集部分科技人員開了個座談會。當時我們還是有點緊張的,可是王主任的親切和風趣一下就打消了我們的顧慮。開始他逐一詢問每個人的名字,并不時插話。記得問我時,我說叫王汝英,他馬上說:就別人是英雄,你就不是英雄?一下和緩了氣氛。之后他針對科技人員在“文革”中受到傷害,不安心于科研工作的思想,提出“要安下心來,要老死在科研所”。最后,他明確提出:“科研所要辦成先進的、綜合性的科研機構”;“要把全國最優秀的人才集中到科研所來”。他還提出:“要注意添置儀器設備,搞科研沒儀器設備還行!要早點提出計劃,不能像買菜一樣,臨做飯了提著籃子上街買點就行。買儀器就要買先進的,不要買人家已經淘汰了的。”“要買攝像機,這對你們有用,這些我在林立果的房間見過”。他還提出:要注意收集體育情報,可以在幾個主要國家設點,由我國大使館設專人來收集。(事后我們曾與外交部聯系過,說在使館設專人得體委出錢,沒辦成。后來只是在日本和民主德國設了兩個點,由我們提供錄像設備,請使館的人為我們收集重大比賽的資料,再帶給我們,我們付一定的勞務費。)王主任的這些關懷和指示極大的鼓舞了我們廣大的科技人員,逐步安下心來,并準備在體育科技事業中再做貢獻。

1974年初“四人幫”發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實際是批“周公”時,體委有些人在“四人幫”的唆使下,就趁機批王猛。甚至對王主任對體育科研的上述意見也大肆攻擊,說什么是“大科研主義”。對此王猛主任堅決予以回擊:“我就是大科研主義”。在濁浪面前王猛主任堅持真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使人終生難忘。

王猛主任的上述主張和意見,我覺得對科研所和體育科技工作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王猛主任對推動體育科技的發展采取了許多措施,“走出去”就是其中之一。

1978年9月8日陳培民副主任率中國田徑代表團赴日本參加“第三屆中日田徑對抗賽”,同時體委黨組批準派出科技人員組成的田徑考察組,主要考察中日田徑對抗賽后在東京舉行的八國田徑比賽。7月份我正在粉碎“四人幫”后清查辦的一個專案組工作時,接到通知要我任考察組組長。黨組批準考察組共五人,那時考慮去的人員最好不全由國家體委科研所出,但臨時選別單位的人,辦手續又來不及。最后選了為解決兩地分居問題,已調去上海體科所的步潤生,因他人走了,但檔案還在北京。當時批準的名單如下:

中國田徑考察組名單

組內職務

姓名

性別

籍貫

出生年月日

職務

組長

王汝英

河北

1927.2.21

國家體委科研所訓練研究室負責人

組員

武福全

山西

1933.1.24

國家體委科研所研究人員

組員

唐  禮

上海

1932.12.5

國家體委科研所研究人員

組員

步潤生

浙江

1937.3.24

國家體委科研所研究人員

攝影員

宋紹斌

北京

1935.11.28

國家體委科研所攝影技術員

 

    對重大國際比賽派出科技人員進行考察,這是中國體育史上的第一次。

    8月8日考察組集中進行認真的準備,并將準備情況寫了專門的《情況反映》報體委。到日本后,考察組又增加了田徑代表團留下的黃健和張士珩兩位教練;為開展國際體育工作,何振梁也作為考察組的一員赴日,因八國田徑比賽時有些國際奧委會委員出席。到日本后他和翻譯就留在東京活動。我們臨時又找了翻譯。

    當時正值鄧小平副總理訪日前夕,日方接待非常隆重、熱烈,所到之處都懸掛著中日兩國國旗,并向兩個團長獻花。我們后來參觀日本體育用品生產公司時,不僅樓頂、門口插著中日兩國旗,而社長還率職員在門口列隊迎接。在八國田徑比賽之前,我們先是跟田徑代表團一起活動,中日田徑對抗賽結束后,我們留下。日本田協派他們科學委員會會長松井秀治教授接待我們,陪我們參觀了日本體育科學研究所、日本體育大學、筑波大學、早稻田大學等。我們還與日本著名田徑專家、教練以及參加八國田徑比賽的部分教練等進行了座談。此外,還專門到大阪參觀了四家體育用品生產公司(其中一家公司是八國田徑比賽的贊助商,我們田徑考察組去日本也是他們出錢邀請的)。這些活動使我們了解了許多情況,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在八國田徑比賽時,我們進行了緊張的工作。回國后進行了總結,對世界先進的田徑技術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利用觀察和統計數據等做了分析。為我國田徑技術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些參考。

在參觀中發現日本新研制出“技術影片解析裝置”(SPORTIAS  GP2000),即把用電影機拍下的技術動作膠片,放到儀器上,很快就能計算出運動中的人體重心,和重心運動軌跡。同時圖像可以放的較大,在各關節扎點時誤差也相對較小。從而為改進技術,研究創造新技術可以提供較準確的依據。而當時我們還完全是手工操作,先要把拍下的技術動作膠片洗成照片,再在照片上各關節點扎眼,在背面聯線,再進行測量,用手搖計算機計算。照片不可能放的很大,因而扎關節點的誤差就比較大。“技術影片解析裝置”不僅可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工作質量。同時日本人體與中國人體遠比歐美人體相近,因而日本的人體重心計算方法更適合我國的運動員。

回國后我們在總結中提出“為改變科研手段落后和缺乏的狀況,建議從日本引進一套或兩套‘技術影片解析裝置’(據從進出口公司了解,每套人民幣13萬5千元)和能停、能倒、能快、能慢的放映機、錄像機”。

為更好地恢復好科研所,吸取國外經驗,國家體委又決定派出科研所的考察團赴聯邦德國。1978年11月22日到12月11日由都浩然同志率領包括訓練、醫學、生理、生物力學等學科的考察團。這是第一個對西方體育科研進行考察的、多學科的考察團。在聯邦德國除重點考察聯邦體科所和科隆體育學院外,還對波恩大學、法蘭克福大學和海德大學的體育科研的各方面進行了仔細的考察,吸取了許多先進經驗,見到了不少先進的儀器設備。三維測力平臺就是其中之一。據介紹這套瑞士生產的測力平臺已是定型產品,許多國家的體育科研都在使用它。

回國后,于1979年于4月18日又給體委打報告(以前曾打報告購買錄像設備,體委已特批了40多萬元人民幣),除同步高速攝影機已訂貨外,請求再向日本訂購一臺“技術影片解析裝置”,向瑞士訂購一臺三維測力平臺(包括放大器,3萬美元)。在王猛主任的科研所要買好儀器的思想指導下,報告很快得到委領導的批準,儀器陸續到了科研所。

1979年電影錄相攝制室還安裝了國產的4404型大型洗片機,大大提高了質量和產量。為對外加工和大量發行體育科技影片創造了條件。

所有這些都大大改善了科技手段,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請進來”是發展我國體育科技的又一重大舉措,并打開了與國際體育學術交流的大門。

1979年9月15日邀請了由日本體育學會會長前川峰雄率領的日本體育學會友好訪華團,其中包括運動醫學專家黑田善雄、運動生物力學專家松井秀治等30名專家。在民族飯店舉行了講座、召開了座談會。與松井秀治的座談會,當時就是由我主持的。

1979年10月13日—19日邀請了國際生物力學學會主席、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力學實驗室主任理查德.尼爾遜來華講學。當時組織了體育科研人員和體院教師聽課,課后并整理成專集。之后與國際生物力學學會建立了聯系,還送科研人員到他的實驗室去進修。

1979年10月24日—11月8日邀請了日本的運動醫學專家黑田善雄、石河利寬和中島寬之三位專家來華講學。

1980年3月28日—4月3日又邀請了日本運動生物力學專家松井秀治及兩名助手來華講學。除在北京講學外,我還陪他們到成都去講學。

在這期間我還曾兩次接待了由加拿大蒙特利爾比較體育學院院長伊諾斯率領的體育旅游團,來科研所參觀及進行學術交流,并建立聯系。1981年11月由科研所4人組成的體育科學考察團第一次訪問美國和加拿大,就是我與美國的尼爾遜和加拿大的伊諾斯聯系,由他們安排接待的。

1983年4月,科研所為制訂到2000年的發展規劃,決定派考察組赴長沙、廣州、上海和天津調研。考察組包括訓練、球類、醫學、生理、攝影、財會和科研處等方面7人,由陸紹中所長親自帶隊。我們除考察該地的體科所、體院外,還考察了與我們相近的一些科研單位。

當我們在廣州剛考察完,正準備離開廣州去上海時,王猛主任得知我們在廣州,立即讓秘書給我們打電話。第二天早晨6點多秘書就打來電話,說:首長要見你們。我說:下午我們就要去上海了。他說:不要緊,我們派車去接你們,行李都帶上,吃完飯直接送你們去火車站。

王猛主任當時是廣州軍區政委,他是在軍區外賓招待所接見我們的。見面后,他依然是那么親切、爽朗,逐一詢問每個人的情況,還十分關心體委和科研所的情況。當得知陸紹中和我當了所長,他笑哈哈地說:好,你們也是領導了!當我們提到他的“大科研主義”,并感謝他對體育科技事業的關懷時,他說:沒啥,那是我應該做的。最后,他說:留下來吃飯,然后送你們走。

在飯桌上,還沒開始,王猛主任就問司務長:“有長蟲肉(即蛇肉)嗎?答說,今天沒有。王主任說:不行,我跟國家體委的同志們說了,凡是到廣州來的,我都要請他們吃長蟲肉。秘書馬上說,我們去辦。不一會就端上來了。王主任在飯桌上非常活躍,不時向大家敬酒,并說:所長不會喝酒怎么行!因為我們都不會喝酒,所以沒有一個人敢站起來向王主任敬酒,總是王主任來敬酒,他一敬就是一圈,最后我們的陸所長還是喝多了。

這種親切、活躍、歡樂的氛圍,使人難忘。要知道我們這是和一位大軍區政委在一起的啊。

1987年春天王猛主任在北京住醫院療養,我曾同孫景立同志一起去看望他。他依然豁達樂觀,談笑風生。我向他問候后,也介紹了些科研所的情況。他依然十分關注科研所和科技人員的情況。最后,他笑著說:你們現在都是專家了。我說:我們哪里是什么專家?您才是專家、軍事專家。他立即說:不,不,我可不是軍事專家,不敢當,不敢當!

2006年4月我們幾位老體育科研人員去北郊一個基地,去看望正在那里休養的王猛主任,當時陳培民副主任也在那里。我們再一次與王主任進行了親切的交談,王主任依然精神矍鑠,風趣不減當年。中午還請我們一起吃了午餐。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見王猛主任的最后一面。

2007年6月29日凌晨1時30分,王猛主任與世長辭了!

王猛主任,我們廣大體育科技工作者深深懷念您!

 

作者:王汝英  離退休老干部

版權所有 © 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 京ICP備13023979號-3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體育館路11號 郵編:100061 電話:010-87182527 傳真:010-87182600
技術支持:青云軟件

江西11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