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發展

  1960年,科研所新樓建成,地點是北京體育館路11號。按照“先治坡,后搭窩”的精神,科研所初建時只蓋了一棟樓。同年5月,科研所搬進現址后,一層住家屬,四層住單身職工,二、三層辦公,全所同志都在一個樓里工作和生活。然而,建所之初恰逢三年自然災害,1960年春,所領導為了備荒,派出部分科研人員下到國家體委南口綠化點種地、養豬。秋天,又派出部分同志到南苑建立了一個小農場,并動員全所科研人員(其中大都是剛剛來所報到的留學生和大學生)到南口突擊勞動,打樹葉、摘野菜,備荒過冬。在這樣艱苦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全所科研人員開始邁出了向體育科學進軍的步伐。

  “深入實踐,為提高運動員的技術水平服務”是所領導建所之初即確立的工作方向。1959年秋,全所科研人員均投入到了第一屆全運會的調研工作,他們設計并印制了詳細的調查表,對重點個人項目參賽運動員的年齡、身高、體重、訓練史、成績,訓練概況做了詳細的調查,為后來建立優秀運動員技術檔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60年,科研所從運動訓練、運動醫學和運動生物力學方面共選題33項,其中運動訓練19項,群眾體育5項,運動生理6項,運動醫學3項,當年共完成27項并在有關刊物與會議上發表交流、報送有關單位參考。同年,科研所研究人員還編寫了“紡織”、“縫紉”和“機械”三套工人生產操,分別被國家體委有關部門、第一機械部體育協會及北京市朝陽區工會等單位采用。

  1960年3月,國家體委為組織全國力量進行體育科研工作,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體育科學工作會議。會前,科研所擬定了《1960-1962年科學研究規劃》及《1960年重大科研項目計劃任務書》。會議統一了與會人員對體育科研工作方針、任務及發展方向的認識;動員和組織了全國體育科學研究工作的力量,對1960年重大科研項目計劃做了補充;對1960至1962年的科學研究內容(即后來的《1961-1962年體育科學發展綱要》)初步交換了意見;對研究工作做了統一安排和必要的分工。科研所也成為了國家體委指定的《綱要》執行的聯系單位。同時,此次會議在1959年出版《體育科學參考資料》的基礎上建立了“體育科學通訊網”,還出版了《體育科學技術資料》(《中國體育科技》的前身)。

  1961年,科研所的科研課題涵蓋了優秀運動員訓練、運動訓練的生理特點、醫務監督、運動傷病治療、青少年運動訓練以及生產操等,全年共完成課題19項,科研論文報告48篇,國外運動資料綜述8篇。同年,為了備戰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資料研究室組織專家著手收集日本、法國、匈牙利三國優秀乒乓球運動員的檔案資料100多份,特別是資料研究室專家林國本在日本報刊中發現了弧圈球的信息資料,立即提供給國家乒乓球隊,國家乒乓球隊參考了科研所的分析資料,有的放矢地調整訓練內容,經過一段時期的努力,終于在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取得了優異成績。賀龍主任在賽后的表彰大會上對科研所為國家乒乓球隊科學訓練所做的情報工作與技術支持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次乒乓球比賽的勝利,因素很多,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做了偵察工作,翻譯了12萬字,發現了日本的一些打法,如上旋球,也應給予口頭獎勵”。

  1962年,國家科委頒布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即“科研十四條”),要點是:“以研為主”;“每周要有不少于六分之五的時間,用于科研工作”。據此,在趙斌同志的領導下,科研所又進一步制定了近幾年的方向、任務,即“全面安排,保證重點,主要為提高十個重點項目的運動技術水平服務”。同時,各研究室也制定了各自的方向和任務,因而普遍調動了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使科研工作更加穩定地向前發展。同年11月12日至28日,趙斌所長率領中國體育科學代表團(成員包括:趙斌、陸紹中、岑浩望、盧憲吾)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運動訓練問題國際科學討論會,回國后,科研所組織所內人員將報告翻譯成中文,并印發全國。與此同時,在建所初期各項科研成果的基礎上,科研所于1963年底舉辦了第一次全所范圍的學術報告會,共報告論文29篇,這次會議為1964年國家體委召開的第一屆全國體育科學報告會創造了條件,打下了基礎。

  1964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國家體委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體育科學報告會,參加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體委,解放軍和體育學院等82個單位的126人,會上報告和討論了有關運動訓練、體育教育、運動生理、運動醫學等方面的科學論文109篇,科研所向大會推薦論文36篇,入選大會論文摘要匯編的有35篇,作為會議報告的論文22篇,其中列入小會報告的有17篇、大會報告的有5篇(占大會報告的38.5%)。其中一些論文,如《足球運動員在比賽和大運動量訓練中身體機能的變化》、《運動外傷防治中幾個問題的探討》、《髕骨張腱附麗區及慢性損傷的研究》、《增大課的密度是當前提高中學體育教學效果的重要問題》、《高山缺氧對人體若干機能變化的研究及其應用》等具有較強的科學性,體現了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宗旨,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肯定。

  1965年4至5月間,為配合日本著名排球教練大松博文來華訓練,科研所組織了專門的科研團隊下隊蹲點,記錄和分析了大松博文的“魔鬼訓練”方式。當時,國內體育界對大松的“魔鬼式極限訓練法”看法不一,既佩服他的以身作則,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的訓練作風及已取得的輝煌成績,又十分擔心他的“極限”訓練法太狠,是否科學,會不會把我們的女排運動員練垮。當時,賀龍副總理要求趙斌所長三個月后向他匯報工作。 趙斌所長針對這個重要問題,專門組織了運動醫學、運動生理研究室的科研人員,隨大松在上海訓練的中國女排運動員一起,連續一個月從早到晚全程觀察大松訓練,測試每個運動員訓練后的生理指標,并與上海醫護人員一起進行保駕護航式的醫務監督。通過監測,科研團隊得出了“大松小極限訓練可取,大極限訓練有待進一步探討”的結論。大松訓練法的科研結果,作為當時科研所主要為訓練實踐服務的成果,在趙斌所長的親自指導下,以紀要形式向賀龍副總理做了匯報,得到了國家體委的高度重視。

  1965年,國家體委、高等教育部聯合發出《關于體育科學研究工作幾個問題的通知》。并在當年的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明確了科研所“體育科學研究工作應深入第一線,密切聯系實際,在普及群眾運動和猛攻世界運動技術尖端中,充分發揮積極作用”的方針。趙斌所長經常強調要“深入實際,從實踐出發,為運動實踐服務,抓住重點,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為尖端運動員猛攻世界紀錄起到促進作用”。因此,在這一時期,科研所進一步認真總結下隊科研的工作經驗與體會,明確提出體育科研工作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為運動實踐服務的方向。同時,加強下隊蹲點的研究,總結下隊科研工作應處理的幾個關系問題,如出成果與出成績的關系,各學科之間的關系,重點對象與一般對象的關系,研究工作與服務工作的關系。

  建所之初,在全所科研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科研業務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當時困難的情況下,科研所仍高度重視了實驗室的建設,購買了當時較先進的儀器設備,如X光機、心電儀、腦電儀、肌電儀、氣體代謝儀、分光光度計、病理切片儀等等。還改良了血乳酸微量測試方法,組建了氣體代謝分析系統,確定了我國有氧及無氧能力的研究方向,同時,自主研發了心率遙測儀,創建了跳高技術分析實驗場地。這一時期,科研工作突出的特點就是為“一線”服務,這種深入運動隊,利用科研手段給教練員當參謀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我們國家競技體育研究的主要方式,并為以后的科研攻關與科技服務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也是在這一時期,由于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強調知識分子要改造思想,一些骨干被抽調到山東和山西的農村去參加“四清”運動,人走了,工作停了,剛剛形成的欣欣向榮的工作局面未能得到延續。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體育科研工作全面陷入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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