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所創業

  新中國體育事業伴隨著共和國的組織和機構建設拉開了序幕。1949年10月,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成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賀龍元帥兼任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在賀龍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新中國開始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人民體育的新體系。體育科教事業是體育事業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力量,賀龍同志上任伊始,就把建立體育學院、培養體育人才當成一件大事來抓,他多次強調:“辦好體育學院是發展體育事業不可缺少的一環”。在他的親切關懷和支持下,中央體育學院于1953年下半年正式成立(1956年3月更名為北京體育學院)。同年,體委決定聘請蘇聯專家來體育學院培養研究生,同時選派留學生赴蘇學習。1954年2月,中央體育學院成立了研究部,負責研究生的培養并開展科研工作。1954年,賀龍同志親自從志愿軍十九兵團政治部調趙斌同志到中央體育學院任副院長兼研究部主任。

  1956年1月,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向全國發出“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會后,中央決定成立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并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組織領導下,制訂了我國第一個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1956至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其中第53項第9題:《青少年全面身體訓練的生理基礎》(即“5309課題”),這是由蘇聯運動生理學專家柏琴柯提出,經國家體委上報的。同年2月1日至7日,北京體育學院舉行了第一次體育科學討論會,這是新中國成立后舉行的第一次體育科學討論會。參加會議的有全國各體育院校、師范學院體育系科的代表共300余人,會議討論了體育理論、生理衛生、田徑等方面的論文。

  1957年12月2日,國家體委采納了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建立一所體育科學研究所的建議。1958年4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批準同意。同年5月15日,國家體委黨組召開會議,副主任蔡樹藩、榮高棠、黃中等同志在會議上集中談了對關于建立科研所的意見。由北京體育學院抽調部分骨干進行籌備,確定由北京體育學院副院長兼研究部主任趙斌兼任科研所所長,并決定組團去蘇聯考察。在北京體育學院的積極配合下,學院將家屬區紅四樓的南跨樓職工宿舍作為工作用房,并抽調了任慰農(時任北京體育學院衛生教研室主任),王品三(時任北京體育學院基建辦公室主任),王汝英(時任北京體育學院體育理論教研室副主任)3人協助趙斌工作。

  1958年8月27日至30日,全國6所體育學院的運動生理專家為《青少年身體全面訓練的生理基礎》課題召開會議(北京體育學院徐英超、高強、盧鼎厚,上海體育學院韋俊文,武漢體育學院何演杰,成都體育學院孫和甫,西安體育學院魏學康,沈陽體育學院佟啟良),共同商定“5309課題”的研究計劃。該課題于1959年開始執行,進行兩年后,恰逢經濟困難時期,學生們食不果腹,無法進行體育鍛煉,該課題也不得不中斷進行。1958年9月初,蔡樹藩副主任到北京體育學院視察工作,趙斌向蔡樹藩副主任匯報工作時提出:想先籌備兩年,再掛牌成立。蔡樹藩這位獨臂將軍聞后當即指示說:“要什么籌備處?還要兩年?寫個牌子掛上去就成立了,你任所長,一邊做一邊籌備,一邊籌備一邊做。”不久,在北京體育學院家屬區紅四樓的南跨樓掛出了“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的牌子。據1964年出版的國家體委《體育年鑒》記載,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的成立日期為1958年9月18日。

  同年10月29日,國家體委下發〔58〕體辦字51號文件《通知成立“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的有關事項》給北京體育學院:“關于在北京建立體育科學研究所的問題,自1958年4月11日經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以〔58〕科字第89號文批準后,即責承你院以副院長趙斌同志為首進行籌備。現定名為‘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并宣布正式成立,由趙斌同志兼任所長。公章由你處自行刻制后報我委備查,并可對外聯絡。”10月30日,國家體委發送〔58〕體辦字52號文件《關于建立“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的通知》給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中國科學院、教育部、衛生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體育運動委員會,指出:“為發展我國體育事業,迅速提高運動技術水平,必須大力開展體育科學研究工作,因此,特呈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批準籌建‘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現該所業已正式成立,由北京體育學院副院長趙斌同志兼任所長。地址暫設北京體育學院。特此通知。”

  為盡快建立相對完整的現代體育科研體系,1958年11月11日至12月22日,在國家體委的大力支持下,所長趙斌率領中國體育科學考察團(成員包括:任慰農、王汝英、楊錫讓、郭慶芳、郝成碩、劉慧榮等7人)訪問蘇聯,學習建所經驗。訪問前,黃中副主任在接見考察團時明確指出:“這個工作(指體育科研)很重要,現在是補空白,是非補不可。補空白有勁,是非常好的事。這次出國的使命,重要的是‘西天取經’。要防止教條主義,主要是把問題在哪里搞清楚;當然學的開始總得搬點,但要迅速地按照中國情況辦事;要學但不要拜倒,要加分析批判,對自己承認是空白,但也不能自卑;對蘇聯的科學家也要平起平坐,不要被嚇住,要相信我們自己的實踐”。根據體委領導人的意見,以趙斌所長為首的赴蘇考察團,在蘇聯考察期間認真學習了有關建所的經驗與方法,并在考察期間物色了一些在蘇聯學習的優秀中國學生,鼓勵他們畢業后到科研所工作。

  50年代初,北京體育學院設立了兩年制的研究生班,先后聘請了前蘇聯專家凱里舍夫、吉潘萊特爾、柏琴柯等,教授體育理論、生理、田徑、足球、體操、游泳、解剖和衛生8個研究生班,這是我國解放后的第一批體育研究生,其中,有的畢業后分配到科研所并成為科研所的第一批骨干。1959年,科研所又調進一批骨干力量,1960年,北京體育學院專門為科研所培養的一批畢業生(理論系三班)也加入了科研所的隊伍。此外,1959年至1963年,科研所又陸續調入留蘇、留匈的中國留學生及進修生,共計16人,占當時體育專業全部留學生的38%,顯示了科研所領導對人才的重視和國家體委對創建體育科研所的支持。這樣,科研所在編人員迅速擴大,從1958年剛建所時的18人到1960年底已達166人,在編人員規模已達到了同期莫斯科體育科學研究所的水平。從1960年開始,國家進入了困難時期,由于自然災害及國際問題的影響,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號召,并且明令:事業單位減員50%。在這種情況下,科研所被迫進行了人員分流,調整后在編人數為86人,被分流的人員主要安排在沈陽體育學院、西安體育學院和云南師范大學體育系工作。

  建所之初,在業務部門的設置上,依據當時的任務需要,科研所首先成立了體育理論與實踐研究室、運動生理研究室。到1959年又成立了運動醫學、群眾體育和資料等研究室。1960年,按科研所發展設想,將理論與方法研究室分成運動訓練研究室、青少年訓練研究室和生物力學研究組,此外,又成立了攝影和儀器裝配兩個輔助工作室。1961年精簡機構后,科研所調整了業務建制,下設5個業務研究室和一個行政辦公室,這樣的業務機構設置一直延續到“文革”開始。至此,科研所在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方面初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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